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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77年恢复高考重启机会公平之窗

admin 发布于 2019-09-10 20:58   浏览 次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受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重大的,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那一年,当时的惠民地区也有数万人走进高考考场,期待通过这一人才选拔形式改变自己的命运。

  尽管名落孙山,但关玉林仍然保存着1977年的高考语文、政治试卷,对37年前的那次考试“盛况”念念不忘

  无棣县西小王乡关庄子村的村民关玉林,就是1977年首批“高考大军”中的一员。尽管没能考上大学,但隔年他考取了民办教师,成为镇上一所中学的教书匠,并在三尺讲台一站34载,前年刚刚退休。时至今日,他还保存着1977年的高考语文、政治试卷。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高中应届生,今年58岁的老关依然对37年前那一次考试的“盛况”念念不忘。

  “1977年,复出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恢复高考。”关玉林回忆说。

  那一年,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但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当时全国570多万人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27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仅仅时隔半年,1978年春天有610万人报考。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当时我在无棣八中读高中,那时还是小、初、高九年一贯制。但高中基本上是荒废的,学生都是半工半读,没怎么正经读过书,我当时就在学校里的电磨坊做工。”关玉林说。1977年上半年接到恢复高考的通知后,因为有一定底子、成绩一直是班里前几名,关玉林心里也“憋着一股劲”,想要在高考考场上见个真章。

  当时关玉林所在的中学为了备战高考,专门提早让学生毕了业,并办了个补习班,组织老师对学生进行考前辅导。突击了三个月之后,关玉林也迎来了或许将改变他命运的一次考试。

  考完了语文,关玉林还有些兴奋,“当时是感觉不错,最后一道题是一段古文翻译,别人都说不知道啥意思,我告诉他们,不就是鹬蚌相争嘛!”高考结束后,关玉林每天都盼着结果。那时候信息闭塞,壹起航:用户喜欢并且关注的网站网页制作因也缺少打听结果的渠道。盼了几个月,看到邻村的收到了通知书,自己没有,只能接受名落孙山的事实。

  “整个无棣八中就一个学生考上了。”关玉林说,“如果自己当时报个大专,没准就考上了,或许命运就改变了。”如今回想起来,老关还有点遗憾。他告诉记者,当时本来打算再考一次,可家里年迈的父母多病,家庭生活也窘迫拮据,最终只能忍痛放弃。

  高考成功者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常常挑灯夜战,是他们生动的写照

  原滨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炳众,是高考的受益者。1966年高中毕业,李炳众报考了理科,凭着高中阶段扎实的数理化底子,通过了录取分数线。然而体检时由于血压偏高未被录取。1978年,国家仍然允许“老三届”参加高考。

  “当时一块干活的工友们和村里的邻里乡亲也都鼓励我再考,但当时很难找到正规的数理化复习资料,所以我改报文科。”在李炳众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在文革的赋闲时间里,他爱好翻阅地理、历史方面的“闲书”打发时光,在无形中让他有了厚实的积累。报着“试试看”的心态,李炳众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结果歪打正着,五门学科考了426分(每科目满分100分),其中地理、历史分别考了98、95分,为全省单科最高分。”李炳众说。他被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录取,圆了大学梦。

  “当时我已年近而立之年,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李炳众感慨,“重新坐到了教室里,用满是老茧的手拿起笔时,我暗下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学习,把失去的青春和时间找回来!”

  大学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全凭自觉,向李炳众这样的“老三届”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可以说是天天挑灯夜战,日日从教室、图书馆到宿舍“三点一线”。“虽然自己年龄大了点,但很快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李炳众说。

  大学毕业后,李炳众没有留在大城市和大专院校,而是坚持回到了农村老家。“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报效这片土地和父老乡亲。”

  “回顾这些年,1978年的那次高考,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强劲音符,他启奏了我报效祖国的乐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1977年山东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叫“难忘的一天”,关玉林写的就是高考这一天,因为高考起码给了他摆脱贫穷的机会

  关玉林手中的这两张试卷已经泛黄,普通记事本大小的卷面上几乎没有涂写的痕迹,可见37年来老关是何等爱惜。“当时他保存这两张试卷也是有目的的,如果自己考上大学,就把试卷送给要好的同学;如果考不上,还能用来当复习题,准备明年再考。”关玉林说,“我是文科生,当时就考语文、政治、数学和史地。因为数学和史地答案都是写在卷子上,也没能保存下。”

  当时关玉林所在的考场就是他的母校无棣八中,6个考场把学校所有的教室都占了,差不多有300人。那时的考场外没有如今的候考家长,“当时参加高考,家里人也只能说是不反对,毕竟农民家庭,家里让上学就不错了。”关玉林说。据关玉林回忆,当时参加考试的考生不只有像他一样的应届毕业生,还有往届的,年龄大的30好几,而且有了孩子,但也照样进考场,他在考场里几乎算是最小的。而当时的着装也大多就是两种:中山装和国防服。因为教室小考生多,还是两人一桌,屋里配了两个监考老师,医院还专门安排了一名医生负责处理意外情况。这样的场面,关玉林还是第一次见,他用“盛大”来形容。而当时的心情,除了紧张之外也有期盼。尽管只有两个监考老师,但考场氛围还是非常严肃的。“监考很严,没有交头接耳的,我也不敢乱看。”关玉林说。

  尽管时隔近40年,但那时的高考场面跟如今也差不了多少。“每人也要有一个准考证,巴掌大小的一页纸写了名字、学历、座位号,但没有身份证。”关玉林告诉记者,考试用品除了钢笔外就是三角尺、量角器和圆规。

  “题目很少,但挺抽象,语文、史地考得还行,数学是真一般。”关玉林说。如今面对记者,关玉林还能讲出大多的语文题目,“第一题就是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就是高考这一天。当时流行白卷英雄和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不会ABC,也是接班人,高考恢复了,我们做梦都是上大学,当时大家最现实的理想就是脱离穷村庄,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所以能有机会参加高考,确实是心情复杂。”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多。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根据本区地理特征和农业生产状况,中共惠民地委决定把农业学大寨的重点放在农田基本建设和加强水利建设上。为此,各生产大队分别成立专业队,把集中劳力农闲大干和农忙小干结合起来,坚持常年不停,使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出累累硕果。截至1965年12月,惠民专区农田样板田达到140万亩。其中,粮田60万亩,棉田42万亩,治涝改碱13万亩。在全区树立了广饶县油郭大队,垦利县麻湾公社,沾化县李雅庄大队、单家大队、南徐大队,无棣县如意大队,滨县杨柳雪大队,桓台县小庞大队等“八面红旗”。

  但是,惠民地区的农业生产,就全省来讲属于落后地区。在以前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虽然几经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但收效甚微,贫穷和落后仍在困绕着全区广大劳动群众。从新中国建立至1974年底,全区粮食产量在相当低的基础上只增长57.3%,有的县增长还不到10%。

  针对如此状况,地委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在党委领导下,把立足点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政策上,各级党组织要保证不征过头粮,增产增购不超过40%;国家工程不转嫁集体负担;养猪饲料保证政策兑现;棉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队水平;纠正支富不支穷的偏向,扶持穷队发展生产。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全区农业的发展。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大规模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还提出了包括农业整顿在内的全面整顿任务。并要求省、地委在一年内把县委班子整顿好;省、地、县委派出大批干部下去,搞好社队的整顿。高德地图发布二季度交通报告 首

  惠民地委于11月下旬从地直机关抽调655人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团,与省农业学大寨工作团一起,在省革委会副主任穆林、地委书记赵国栋带领下,分赴惠民、博兴、邹平等县,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大抓了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主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为全区农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此后,惠民地委连续4年向基层派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直到1979年底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工作队全部撤回。

  1976年12月,党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动员全党全国揭批“”,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同时,提出了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要求,把农业政策继续推向“左”的方向。

  1977年1月,地委先后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了加快普及大寨县步伐的规划:今后3年内,全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和三分之二的公社要建成大寨县、大寨社;本年内,大寨社在现有26个的基础上,争取再建成34个,达到全区公社总数的三分之一,除桓台县继续巩固提高外,邹平县建成大寨县。

  由于此时正值全区人民刚刚从被“”、“唯生产力论”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坚决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这种渴求瞬间即可变为战天斗地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认真总结,对经济好转的形势又估计过高,结果使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盲目跃进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

  1977年1月下旬,一个以改土治水为中心,整平土地为重点,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为主攻方向的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在全区展开。

  在数九寒天的鲁北平原上,到处都是战天斗地的火热场面。全区奋战在农田基本建设和麦田管理战线多万人,两个月时间已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土方1.2亿多方,深翻整平土地74万亩,新建高产稳产田20多万亩,小麦追肥280多万亩。

  1977年2月22日,《大众日报》以《打倒“”,惠民要大上》为题发表了记者述评。文章盛赞了“今天的惠民地区,人心思上,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广大人民群众“学大寨人,走大寨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创造生产条件,彻底改变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1977年冬至1978年4月底,在农民群众完成麦、秋两季农业生产任务之后,全区又投入劳力100万余人,以县、社为单位组织会战,大搞旱能浇、涝能排、碱能治的配套工程,共计完成各类骨干工程21项。深翻整平土地263万亩,完成田间配套沟渠18849条,搬动土石方1.6527亿方,新打机井8260眼,配套机井7930眼,扩大灌溉面积77.8万亩,增加除涝面积51.91万亩,整平土地263万亩,基本建成“三成”(地成方、树成行、沟成网)、“四结合”(沟、渠、路、林)农田75.8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达到272万亩,为确保农作物增产打下了基础。

  1977年在出现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和涝灾的情况下,全区粮食年总产量达到129281万公斤,比上年增长7.3%,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区12个县,有9个县粮食增产。棉花总产1569万公斤,比上年增长25.6%。农业总产值达到63032万元。1978年,全区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又越上一个新的台阶。

  经过两年的奋斗,全区的粮食和国民经济数字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社队集体所有制和束缚农民的计划经济体制仍在执行之中,全区的经济形势没有产生质的飞跃,粮食的短缺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贫困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全区仍处于征购粮负于返销粮数目的境地。

  受极左路线影响而提出的建成大寨县的“宏伟计划”和“奋斗目标”,随着1979年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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